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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申 画 院

 
 
 

日志

 
 

[引用]中国画离开书法还能走多远  

2016-12-05 19:22:34|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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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离开书法还能走多远

作者:买鸿钧 原载2016-12-04:中国艺术报

    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展览很多,门类、题材、模样不少,但是通常很难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画的创作现状,广度是有了,但是少了法度、深度和气度。缺少法度即是难以体现中国画的笔墨与创作规律;深度不够,表现为立意的表面化、表现手段的平庸化;气度的不够,是缺乏对于传统美学的认知和文化自信。这些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政治变革,诸如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西方的美术教学体系主导美术院校、八五新潮,从严格意义上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摧残和瓦解着传统的文化体系。导师队伍的现状也令人担忧,今天中国画的名师名家,大多是六七十岁的一代,少年时期,他们是红小兵,青年时期是红卫兵,接着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城,改革开放后再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时大多已人到中年,他们的知识结构、从学经历、生活经历、艺术思想、学术水平,都左右和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画走向,决定了这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

  传统中国画教学思想和书法的边缘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画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写意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绘画中已渐式微,工笔花鸟画似乎也变成了工艺花鸟画或装饰花鸟画了。论及中国艺术,特别是独具写意或抽象特点的传统艺术,我想是绕不开中国书法的。千百年的历史演进,形成了诸如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等汉字书体,每个朝代都会产生一批代表性的人物,比如说到唐楷,就有颜、欧、柳、赵,谈到流派与风格,我们会说晋韵唐法、民国书风,今天也有所谓的流行书风。这一具有久远历史文化渊源和审美传统的艺术形式,奠定并形成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中国人所特有的审美习惯,比如我们说到高山坠石”“力可扛鼎”“一波三折”“锥划沙”“屋漏痕”“导之泉注”“顿之山安,等等一系列具有抽象特征的书法语言,也成为了评价中国绘画的特定语言。一幅书法作品的创作,不可以修、不可以改,一次完成,线条的徐疾、枯涩、浓淡、粗细,将宣纸分割得千变万化,形成了极具抽象意味的图式,产生了妙不可言、意味无穷的艺术作品。作者的喜怒哀乐就在这笔与纸的相互碰撞间表现得完整无遗,这一切无不源于作者的笔墨表现能力,关乎作者的胸襟、学养、禀赋、才情。线条的质量与表现力通过长久的书法训练而迹化在艺术家的个体生命里,是任何一个人不能替代的,而这一不可替代性,恰恰是艺术家最本色的艺术风格和生命品格。线条的优劣直接导致了作品的高下,如果画家欠缺了对书法的认知,也就失去了对线条与笔墨的认知。齐白石说:画家需有笔才,方可使观者快心。假如笔墨缺乏表现力,自然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以一当十,只好借助描摹、制作、喷刷、涂抹等工艺手段去堆砌、搪塞画面,画家的个性自然不能凸显,便形成和导致了今天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创作现状。这也是为什么书画作品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士大夫气”“金石味”“书卷气”“笔墨味”“笔情墨趣”“传情达意等等特质,在今天一些展览的作品中难以找到。

  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历代无数的艺术大家,他们的艺术成就无不印证了这一点。清代赵之谦在其所著《章安杂说》中写道:画之道本于书,书不工而求工画,如小儿未离乳而哺之以饭,虽不皆受病,然瘠与痀必不免矣,画家不能书,必有市气。这里所谓的市气,大概也就是我们理解的市井之气、江湖之气、纵横之气吧。

用笔千古不易,结体因时而宜。黄宾虹先生的这一观点在今天尤为振聋发聩,道尽了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当书法与笔墨精神、写意精神渐行渐退而不再被重视,中国画的发展恐怕真的是要到穷途末路的境地了。(作者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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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画院“中国画离开书法还能走多远?”专题研讨会

/陶怡霖  

    20125月至今,北京画院“传统中国画研究中心”已成立四年有余。在多方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一如既往地坚守传统文脉,追求历史高度,承担文化责任。面对当下中国画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推动多层面的工作,以问题意识带动学术领域针对性的思考和研究,,以学术研究带动展览重现,力争对探索当代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有着切实可行的借鉴意义。 

    2016113日至4日,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暨“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2016工作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年会就不同议题于三个分会场同时召开,学术规模堪称四年之最。其中传统中心之“中国画离开书法还能走多远?”专题由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先生亲力设置,并全程参与讨论,足见其对该议题的重视。他立足于对历史之责任和文化之自信,在当下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现状下,期冀以诸家之鸿论,得其精取其妙,为美术界和书法界提供些许参考。此外,本场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全国博物馆美术馆界、高校、出版界以及画院的管理者、策划者、理论家、画家20余人,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嘉宾专业构成多元,现场讨论涉猎广博,观念交锋精彩纷呈。和而不同的探讨,使得我们对传统中国画和中国画创作现状的梳理和反思更为清晰、深刻,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场研讨会启用圆桌形式,与会者主要围绕“中国画离开书法还能走多远?”、关于中国画和书法的认识以及对当下现状的反思等话题展开自由发言,期间专家们还就某些问题进行辩论甚至激烈交锋。 

3日下午,研讨会由北京画院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主任乐祥海主持,北京大学教授刘墨为评议人,与会专家有:李树声、王明明、李凯、化建国、陈滢、安雪、梁育军、尹协理、张伟民、杜鹏飞、李军、莫晓松、郭宝君、买鸿钧、牛朝、姚震西、徐卫国、安华平、方政和、廖行等。 

   与会者发言要点(以发言先后为序

中央美术学院李树声教授认为,谈论这个话题,必须有一个共同语境,即我们要在传统意义的中国绘画之下来讨论。在他看来,书和画本就是同一种审美趣味,传统“六法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是民族审美趣味的核心,并明确将“书画同源”看作是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而想要传统绘画走向现代,必须坚持笔墨。 

   天津博物馆副馆长李凯先生在发言中表示,笔触之美犹如京剧的唱腔之美,书法因素入画本是中国画传统基因之一,它介入中国绘画是中国绘画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绘画艺术高度发达的标志。当代中国绘画创作因书法元素的缺失使得笔墨跌落下滑已十分明显,中国画创作因此将与优秀传统渐行渐远。李馆长在发言中深刻反思了造成目前境况的原因,并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河南省美术馆馆长化建国先生以美术馆管理者和画家的双重身份,根据自我的生活经历与绘画道路表达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将诗书画印中的书置于顶层是个误区,书法在目前定义的中国画中是不重要的,而情感的表达在绘画中才是最为重要的。随时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变,中国画需要重新定义,而曾经的高峰已是曾经。从这个层面来说,化馆长外延了主题,并站在现代意义的层面上深刻地探讨关于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执行馆长杜鹏飞先生以辩证的眼光和逻辑清晰的发言博得在场的掌声。首先他表达出倾向李树声先生的看法,若在传统中国画维度中讨论该话题,他给出的观点是寸步难行。他认为书法对于传统的中国绘画而言,是一个根基、一个基石,在中国画创作过程中,画家往往自觉地暗合了书法的很多要素。此外,杜馆长也同意化建国的看法,中国画走到今天一定不可能是仅仅对传统的延续,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画改良等,我们无法超脱时代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生在中国这个地域上的绘画将会走得更远。最后他总结道:对传统的继承,唯一的意义是它在继承的过程中产生出新的创作和新的发展,如果不是为了发展而去继承,仅仅是继承,便是毫无疑义的。 

   在热烈的讨论,浙江画院副院长张伟民先生,认为书法逃不开三个要素:书法本身的艺术审美、书法所表现的内涵、书法体现的社会共性。杜鹏飞则补充第四个要素为:书法创作的主体。化建国表示,文字是传达的工具,文章才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来源。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先生以其在从艺的经历,谈及他对绘画和书法最高境界的领悟与思考。在他眼中,这种境界是形而上层面的,是我们无法触摸到的东西,它是画外的一种修养,是对中国整体艺术的认识。书与画有着相通的血脉,它们的美学理念是一致的、同源的,而不是仅仅追求外在的形式美,更在于表现内美和含蓄,贵在有书卷气,贵在有意境,贵在能与古人气格及中国文化之精神相通。王明明先生指出,中国画的“现代”改造也把这门艺术推向了发展的十字口,各种观念的介入,导致中国画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界限和自身的独特性逐渐消失。面对当前的困境,王明明先生有着他明确的态度,即书法决定着中国画的高度。 

   宁波博物馆副馆长李军女士从博物馆的角度谈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她所思考的问题,并将中国画视为文化的综合体,中国画的传统在吸收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精华,为我所用,要有传扬。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协理先生以傅山作为案例,对其书法艺术、学科涉猎与思想境界等进行逐一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精神境界。尹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弄清中国画中的诸多概念、变化和观念大有裨益。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安雪先生则以齐白石作为范例,谈及他眼中作为画家的齐白石。他从齐白石个人风格的形成角度探讨了一位有成就的画家所具备的条件,并提出传承和创新是构成了白石老人绘画精神。另外,安先生还为北京画院的展览提出了相关建设性的意见。 

   北京画院院长助理莫晓松从创作者的角度,谈及对“书画同源”可以追溯到彩陶时期,它是精神境界上最原始的状态。此外,在莫晓松看来,书和画是中国文化里的命中注定,二者无法分开。书法进入中国画,是个双刃剑:书法以外在的形式为绘画注入内在的中国文人精神,这种凝聚力使得中国画继续发展。然而,在强调笔墨的同时,书法的介入可能对画法和造型的丰富性是一种伤害。 

   山西博物院发展部主任梁育军先生在发言中认为文字的第一特征是标准化传播,第二特征则是将文字的图案化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每个人把标准化的东西根据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阅历形成个人的书写习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梁育军质疑了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画等问题。最后,他还提到作为博物馆人,在其公共普及教育中仍有很长的路需要探索。 

   北京画院工作室主任郭宝君老师接续梁育军先生谈论的关于传统中国画的认识以及对参观徐显秀墓室壁画的感受和对传统的理解,同时他还根据自己的艺术之路谈及如何打开认识中国画之门。 

4日上午,研讨会由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主持,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万新华为评议人,与会专家有:李树声、王明明、李凯、化建国、陈滢、尹协理、张伟民、杜鹏飞、李军、莫晓松、郭宝君、买鸿钧、牛朝、彭薇、姚震西、徐卫国、安华平、方政和、廖行等。(该场讨论会接续3日下午,继续进行精彩的讨论。

浙江画院副院长张伟民先生从组织工作和画家实践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他认为,中国画表现了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而中国画中的书法因素在精神世界当中起到了特殊作用,书要画出来,画要写出来。 

   北京画院理论部副主任、广西美术出版社总编姚震西先生谈及自己在画画和教学中的心得。他首先明确主题所涉及的远不止技术层面的问题,书法和绘画的结合在历史演进有着阶段性特征。书法对体会绘画情感和笔墨法度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可滋养人的心灵,亦可潜移默化地提升中国画创作的精神层面,并以“手边缓缓流淌着温情”来形容他自己对书与画的体悟。其次,姚震西对当下亦有所反思,他认为当代的年轻画家依然重视书法,只是对书法的态度可能和传统方式不太一样。而现在的“书画同源”谈得更多的是“二王”体系的书法和绘画的关系,除了“二王”体系,书法还有更丰富和广阔的空间让我们去拓展。 

   广州艺博院研究员陈滢女士借用宋代邓椿的“画者,文之极也”来表达了她对绘画最高境界的认识。陈滢将传统中国画分为写实和写意两大体系来谈:若论文人写意画,书法绝对是基础,没有书法就没有文人画;而院体绘画中并不见得有多少书法因素。同时,她较为乐观地回应了关于当代年轻人热衷制作性工笔画的现象,认为我们无须多度担忧当下写意画的低迷,而应以长时段美术史的态度来看待写意跟写实呈现的此消彼涨的态势。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先生接续陈滢女士的发言,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画创作的忧虑,提出要警惕中国画内涵的缺失和断层将造成文化的断层。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根据这几年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梳理,认为历史呈现着波浪式发展,“身在山中的人”的画家与“身在山外的人”学者都应对其发展有所思考。 

   北京画院画家买鸿钧先生在谈及该主题时,认为中国画离开书法将寸步难行,并引用古语“画之道本于书”,说明一定是书法作为前提。“书不工而求工画”,如果没有书法作为功底,画中必会有江湖气。 

   北京画院画家方政和先生以为,书法在传统中国画中是作为两种形式体现的:一种是隐性的,一种是显性的,书法在中国画中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书法从未离开中国画,它不仅是中国人智力和文明的启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生长方式。书法是中国画的胆量,是中国画人的一种手感,它能让我们走的更远,正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广西美术出版社廖行老师是《大匠之门》和《齐白石研究》的责编,他从工作角度谈及了画院出版工作,并向北京画院对出版社工作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 

   北京画院画家牛朝先生用比喻的方式,形象地阐明中国画与书法的关系。第一个比喻是中国画就是一个风筝,书法和诗词可能是拽着风筝的线,中国画能飞多高、飞多远,全在这根线的结实程度。第二个比喻是中国画就是一盘菜,书法和诗词可能就是里面的油和盐。这盘菜里面如果不放油,不放盐,它仍然可以吃,仍然有营养成分,但是少了那个味儿。第三个比喻是中国画是杯茶水,书法是茶叶,不放茶叶这杯水仍然可以喝,但是放了茶叶后这杯水更好喝了。书法是中国画外加的动力,它能让我们走得更好、更远。最后,他认为中国画最终所追求的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是孤独的,也是寂静的。 

   北京画院画家徐卫国先生认为中国画的基因在于笔墨,书法和中国画均是形成一种痕迹,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的若即若离。书法锤炼了画家对线条和笔墨的感受,是对文脉的继承,这与中国画的规律和审美标准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中国画若离开书法,一定走不远。 

   北京画院画家安华平先生以自己学习工笔画经历与感受,谈及书法有助于工笔画中线条质量的提高。中国画暗含了书法用笔,书画本就是一体,若将二者单独分开,他认为肯定走不太远。 

   北京画院画家彭薇女士在发言中,首先对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在博物馆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强调对古代的研究需结合当前的线索。其次,她并不赞成陈滢女士的观点,并认为古代院体画家非常在乎书法的用笔,而今的作品更多为了追求展陈效果,这是很可悲的。在彭薇看来,今天的中国画已经不是赵之谦等所提的中国画了,只引述古人的话去谈中国画是有问题的。中国画与书法都会继续走下去,但她并未对二者未来的发展关系有所回应。彭薇女士还认为目前的艺术创造,尤其是主题性创作,功利性因素影响了创作。 

   王明明先生认为,重大题材没有什么禁忌,而在于画家本人以及画家对题材的学术深度的挖掘。题目与题材混淆的背后隐藏着关涉体制、艺术家思考惯性的问题。中国画创作只有强调构思、构图和意境等,才可能出现更多优秀的作品。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万新华先生认为彭薇的发言体现出创作者和理论者关注问题的不同。我们要关注当代美术的创作现状,认识到创作中面临的市场化导致精神性缺失等问题。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先生在谈及主题性创作的问题上,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作为案例,强调对艺术家和学者的尊重,同时作为艺术家和学者,也应该具备更大的格局与境界,更好的推动整个人类的艺术发展。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万新华评议道,研究者一定要跟画家谈心,画家所关注和谈论的往往才是最实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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