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启功、徐邦达“避讳说”难成确论
作者：王菊如
日期：2005
启功，徐邦达以“避讳说”，推断出《草书古诗四帖》系宋人书或宋人摹本。之后有不少论者也引用此说，进而推定此帖作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之后.
启功，徐邦达都是众所敬仰的大家，乃当代鉴赏白眉，他们细察到帖之中有“玄水”书写为“丹水”的现象。并以此代字作避讳，是颇有道理的。不过这种所谓代字避讳现象，史实并不那么简单。
启功徐邦达所言“古代避讳或用代字或缺笔” ，就是说文字避讳，可以用代字，也可作缺笔。那两老把《草书古诗四帖》中《步虚辞》中的“丹水”代“玄水”的现象说成是避赵氏始祖“玄朗”之讳，是否确实呢？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即是否有以“丹水”代 “玄水”的事实存在？如果不存在这种代字现象，避讳也就无从依据，若无避讳情况，如果用来考定《草书古诗四帖》书写年代，那就毫无意义了。
古代诗文在流布过程程中，出现异文异字甚至错讹脱文现象，是很普遍的，原因也十分复杂，並非都为避讳，因此校勘便成了一门专业学问。一般校勘原则，写本比刻本真实，（如唐诗的敦煌写本，反映原始真实状态），比如说与《草书古诗四帖》内容相关的《初学记》，书成于唐，因未见唐宋写本流传，故今难见其原貌，后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该书所记,失于严谨之处甚夥，这是本身问题。至于某篇诗文个别文字，即使当时並无错讹，但在传刻翻印过程中，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错漏, 遗落包括异文。因此,1, 要弄清楚原诗是“丹水”还是”玄水”，目前尚缺少书证材料资证，故还很难判定。两种可能都有；2, 徐邦达虽已查到存今各版《庾开府集》之《步虚辞》均作“玄水”,但也难排除《庾开府集》本身在历代传刻中有庸刻误书可能。
我们再从另一角度考察宋代书画的避讳现象，在书画上的反映是代字还是缺笔，似也应一辨。
据存今可靠墨迹，笔者查验结果，发现避讳现象其基本形态是”缺笔” 。这里，可以举二例证:
一, 李公麟的《孝经图》
宋画家李公麟(1046-1106) ，生于仁宗年间，其主要活动于神宗年代，到哲宗元符三年辟官，一生书画成就甚高，书法造诣” 即如晋宋间人” 。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孝经图>卷，是流传有绪的作品，书风与《宣和书谱》之评语” 书逼魏晋” 吻合。卷中文字涉及“敬”数字，均缺写“敬”字末笔一捺。是避宋僖祖之讳。如果说此卷李公麟小楷缺笔避讳现象尚属个例，没有足够说服力，那么再看另一件作品。
二，传孙过庭《景福殿赋》
该卷草书，水准甚高,惜未留书者名款，历来传为孙过庭书，实应宋人所书或宋人所临。此卷中有“玄”,“让”,“署” ，“构”等字，均因避讳而作缺笔，特别要注意的是“玄”字。也同样釆取缺笔，将最末一点不写。由此可見，书画中涉及的避讳文字，往往是以缺笔对待，这种例子在米芾的书法《蜀素帖》中也有出现，如“殷”字的末笔缺书。如果《草书古诗四帖》，写于宋大中祥符五年，书者尽可用缺笔处理，何必一定要以“丹水”代“玄水”呢，冒有损诗意的风险。
这个观点如果成立，那么，启功，徐邦达先生的“避讳说”，就很难成为确论。《草书古诗四帖》写于或摹于宋的可能性就不太大。这一点，中国社科院的韩玉涛先生似乎也有类似的观点，韩玉涛在《书朱关田作<唐代书法考评>》一文中，诚恳地叙述了目己对《草书古诗四帖》的认识过程，他说，“我原先也以为是临本。其实不这祥简单，我把此帖与《初学记》所引庾信, 谢灵运诗相对照，发现改动二十三字，而且大多与平仄相关，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都是避讳吗？不是。”他还认为“该帖无论从笔法(据黄山谷) ，还是气势(据杜甫) ，此件大可研究。定为伪作，或曰董跋不对，为时尚早。”这里补充一点，关于《草书古诗四帖》中引录之庾信,谢灵运诗，笔者以为应该比《初学记》更原始，或更可信些。张旭创作草书时所引，一般都是传世抄件，刻本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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