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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草书古诗四帖》书者之疑辨析(一)  

2013-08-21 20:49:19|  分类: 鉴赏园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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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菊如

日期:2005

 

《草书古诗四帖》,自明·董其昌鉴为唐张旭所书之后,数百年年来,虽争讼末停,但基本上已为学界所接受。近又有“疑古”之风跃起,所谓“新考”不断 ,其倾向,一是轻率地否定流传有绪的名典,一面却将三、四流的摹品当作“極品”,狂飙抄作。至于制赝造假,则连当代名家也不放过。常见不断於司法风波,便是剧例。人们不禁要问,如今书画界怎么了?如此种种弊端,能不伤害收藏家感情吗?笔者本文基本观点,仍维持“董说”,並就各类“新考”之观奌,还发表些浅陋之见,以就教于诸方家。

 

1,《草书古诗四帖》作者之辨,要尊重历来考辨鉴定的成果,实事求是地分析前人辨识的历史过程,不是谁都能用“毋庸再辨”一词所能简单勾销的

 

《草书古诗四帖》,有着丰富的考辨成果,就作者为谁一项,就至少有三种观点。谢灵运说,贺知章说,张旭说。这原本不奇怪的。

大凡对古代佚款或无款及伪款的书画遗迹的考证过程,往往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记录,即认识史,接受史,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的观奌,都具有合理的“内核”,不可轻易否定或丢弃,因为其中涵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历史信息。是后人再认识的基礎和出发点。

宋人提出《草书古诗四帖》书者为谢灵运,明人又提出为贺知章,我们应该细析前人的考据方法与论据。其主要论据,一是以书帖中有“谢灵运”字样,把诗作者“谢”误以为书者,其时没掌握书写的古诗,乃谢灵运佚诗,又因当时没见书帖全豹,仅见部分墨迹末有着“谢灵运” 字样书迹,故有此误判。问题是,宋人为什么不会锁时间近而又熟悉的定当代书呢,却去追寻遙远而生疏的南北朝书家呢?如果《草书古诗四帖》在宋代的面貌,没有呈现一定的历史感,宋人不会愚蠢到古今不分,轻下断语。简单地说,宋人见到的《草书古诗四帖》(部分),肯定决不是同时代的东西。才有往前推的可能,这是不难理解的常识。

至于到明代,丰道生(丰坊)果敢地否定了宋人作的谢灵运之说,其至少掌握了一些有利条件。在《草书古诗四帖·丰跋》中,他考证了墨本帖与传世石(拓)本的文字异同后,先是赞颂是帖“行笔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煥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賸有庾稚恭、王子敬之遗趣。”接着便推断“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唯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 。丰道生从书迹风格出发,体悟出《草书古诗四帖》是唐人遗风,果敢地推翻了谢灵运陈说,是一个很关键的认识阶段。是为董其昌进一步辨识提供了方向与时间段。

至于董其昌在《跋》中直指张旭,並非空穴来风,也不是某些论者所谓的“断语遽下”。 董跋虽“简约”, 但真正的是断之有据的。

首先,董其昌也具体地分析了《草书古诗四帖》的书风,认为此帖“悬岩坠石,急雨旋风之势”,这比丰道生更内行,更到位。

接着,他用比较的办法,和当时明代还存世的唐人遗墨中比对,结果发现张长史的《烟条诗》,《宛谿诗》,与《草书古诗四帖》为同一笔法。

另一方面,由于董其昌时代和他所处的地位,目见的古墨迹甚多,他能指出自已发现的唐代书迹的一个普遍规律,即“颜,虞,禇,陆自碑帖外,都无名款,今汝南志,梦奠帖等,历历可验”,从侧面说明,墨迹上署谢灵运的不可能性。董其昌还以唐遗存的古帖特征,佐证《草书古诗四帖》没有署张旭书是历史现象,反而倒是真实的。最后,董其昌还根据史藉记载的张旭怀素书写特奌是“旭肥素瘦”, 以此观照《草书古诗四帖》,“故知为长史耳”,肯定了《萆书古诗四帖》的作者应該是张旭无疑。

董其昌还更进一步疏理了书体史,补证了狂草历史“始于伯高”,肯定了谢灵运时代是没有狂草的史实,这是丰坊不是疏忽漏考就是功力不达的缺项。至此,董其昌的立论是慎密而深刻的,故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董说出现后,后来者当然也有微词。作为学术研究,作为一件古代优秀书法遗迹,如果发现新的材料,或者发现董说分析推理,乃论据都有问题,不合历史真实,无论如何,商榷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谁“难以令人置信”也好,是“经不起仔细推究”也好,那就要拿出“置信”的东西,或新的“推究”。遗憾的是,空叫的多。少有严肃认真考研,特别有些文章,甚至绕开董其昌的基本论点,空发议论,或仅以一已设想为据,这倒反而使人“难以置信” 的。比如有个论者只是凭空推出一个宋代的周越,作为《草书古诗四帖》的书者,来否定张旭,则未免显得有些无知和滑稽。因为周越的书迹,不仅鲜见,而且还众说纷纭,近年虽有学者在台湾发见周越书迹並论证其可能,但也根本无法与《草书古诗四帖》进行比对。此外评价周越书法面貌,也仅见宋人文字记录,凡文字描述,大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描述出一个真实的周越及其书迹面貎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会造成先天的不足,在文章中就叫前提不充分,很难证明和推导出自己想论证的观点。“周越说”就是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

应该说,董其昌的考证言简意赅,有人说他“简约”也可,应是有丰富积累而始发,决不是空泛“遽下断语”。当然,历来总有人质疑,自然是好事,可促使研究深入,但切不可据媒体平台之便,轻发新论,引人进入新设的泥塘“掏漿糊”之论。这是有些新论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倘若真有高手,推翻董之陈说,我们双手欢迎!

董其昌时代,在他的圈子里,古代书迹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他作为判断比较讨依据,如引张旭之《宛谿诗》《烟条诗》书迹,今虽迷失,我们怕是不可能见到了。因此你如果要怀疑,那也只能凭想象。其实,在董之后许多年,直到晚清,张旭的墨迹遗存还有人看得到,如海上画家蒲作英,在光绪丁末(1907年)还为张旭传本《率意帖》作跋云:“张长史帖极少,阁帖中略略有之,此《率意帖》亦世所罕见,字只数行,可知草圣之为草圣也,观摩者须作举头天外之想,扑去俗尘三斗”。此《跋》虽无论及张旭用笔结体,但作为一位艺术家,观张旭之书,其感慨之情,心灵之静,心镜之爽的愉悦,跃如纸面,这难道不和我们观草书古诗四帖情境一样么。由此透析出一种天机,考证张旭草书,更重要的是总体上去把握住其中的精·气·神。从丰坊、文征明、董其昌乃至蒲作英,都是这样的高屋建瓴,一脉相承。如果仅仅以一已目光,轻率评说这个字“不规范”,那个字“缺乏美感”,哪些字又是“笔划臃肿,弱而无骨”,【参见徐邦达《旧题张旭“古诗四帖”时代作者考辨》】这就恐怕不只是论证方法的缺失,连艺术审美感都值得坏疑了。如不是从总体气息和意境上辨析《草书古诗四帖》所传达的艺术信息,而仅仅以某种主观臆想的所谓“规范”进行臧否,结论难达公允。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足够的依据,来放弃前人研究考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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