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菊如
日期：2005
序
《草书古诗四帖》，自明·董其昌鉴为唐张旭所书之后，数百年年来，虽争讼末停，但基本上已为学界所接受。近又有“疑古”之风跃起，所谓“新考”不断 ，其倾向，一是轻率地否定流传有绪的名典，一面却将三、四流的摹品当作“極品”，狂飙抄作。至于制赝造假，则连当代名家也不放过。常见不断於司法风波，便是剧例。人们不禁要问，如今书画界怎么了？如此种种弊端，能不伤害收藏家感情吗？笔者本文基本观点，仍维持“董说”，並就各类“新考”之观奌，还发表些浅陋之见，以就教于诸方家。
1，《草书古诗四帖》作者之辨，要尊重历来考辨鉴定的成果，实事求是地分析前人辨识的历史过程，不是谁都能用“毋庸再辨”一词所能简单勾销的
《草书古诗四帖》，有着丰富的考辨成果，就作者为谁一项，就至少有三种观点。谢灵运说，贺知章说，张旭说。这原本不奇怪的。
大凡对古代佚款或无款及伪款的书画遗迹的考证过程，往往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记录，即认识史，接受史，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的观奌，都具有合理的“内核”，不可轻易否定或丢弃，因为其中涵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历史信息。是后人再认识的基礎和出发点。
宋人提出《草书古诗四帖》书者为谢灵运，明人又提出为贺知章，我们应该细析前人的考据方法与论据。其主要论据，一是以书帖中有“谢灵运”字样，把诗作者“谢”误以为书者，其时没掌握书写的古诗，乃谢灵运佚诗，又因当时没见书帖全豹，仅见部分墨迹末有着“谢灵运” 等 字样书迹，故有此误判。问题是，宋人为什么不会锁时间近而又熟悉的定当代书呢，却去追寻遙远而生疏的南北朝书家呢？如果《草书古诗四帖》在宋代的面貌，没有呈现一定的历史感，宋人不会愚蠢到古今不分，轻下断语。简单地说，宋人见到的《草书古诗四帖》（部分），肯定决不是同时代的东西。才有往前推的可能，这是不难理解的常识。
至于到明代，丰道生（丰坊）果敢地否定了宋人作的谢灵运之说，其至少掌握了一些有利条件。在《草书古诗四帖·丰跋》中，他考证了墨本帖与传世石（拓）本的文字异同后，先是赞颂是帖“行笔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煥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賸有庾稚恭、王子敬之遗趣。”接着便推断“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唯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 。丰道生从书迹风格出发，体悟出《草书古诗四帖》是唐人遗风，果敢地推翻了谢灵运陈说，是一个很关键的认识阶段。是为董其昌进一步辨识提供了方向与时间段。
至于董其昌在《跋》中直指张旭，並非空穴来风，也不是某些论者所谓的“断语遽下”。 董跋虽“简约”， 但真正的是断之有据的。
首先，董其昌也具体地分析了《草书古诗四帖》的书风，认为此帖“悬岩坠石，急雨旋风之势”，这比丰道生更内行，更到位。
接着，他用比较的办法，和当时明代还存世的唐人遗墨中比对，结果发现张长史的《烟条诗》，《宛谿诗》，与《草书古诗四帖》为同一笔法。
另一方面，由于董其昌时代和他所处的地位，目见的古墨迹甚多，他能指出自已发现的唐代书迹的一个普遍规律，即“颜，虞，禇，陆自碑帖外，都无名款，今汝南志，梦奠帖等，历历可验”，从侧面说明，墨迹上署谢灵运的不可能性。董其昌还以唐遗存的古帖特征，佐证《草书古诗四帖》没有署张旭书是历史现象，反而倒是真实的。最后，董其昌还根据史藉记载的张旭怀素书写特奌是“旭肥素瘦”, 以此观照《草书古诗四帖》,“故知为长史耳”，肯定了《萆书古诗四帖》的作者应該是张旭无疑。
董其昌还更进一步疏理了书体史，补证了狂草历史“始于伯高”,肯定了谢灵运时代是没有狂草的史实，这是丰坊不是疏忽漏考就是功力不达的缺项。至此，董其昌的立论是慎密而深刻的，故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董说出现后，后来者当然也有微词。作为学术研究，作为一件古代优秀书法遗迹，如果发现新的材料，或者发现董说分析推理，乃论据都有问题，不合历史真实，无论如何，商榷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谁“难以令人置信”也好，是“经不起仔细推究”也好，那就要拿出“置信”的东西，或新的“推究”。遗憾的是，空叫的多。少有严肃认真考研，特别有些文章，甚至绕开董其昌的基本论点，空发议论，或仅以一已设想为据，这倒反而使人“难以置信” 的。比如有个论者只是凭空推出一个宋代的周越，作为《草书古诗四帖》的书者，来否定张旭，则未免显得有些无知和滑稽。因为周越的书迹，不仅鲜见，而且还众说纷纭，近年虽有学者在台湾发见周越书迹並论证其可能，但也根本无法与《草书古诗四帖》进行比对。此外评价周越书法面貌，也仅见宋人文字记录，凡文字描述，大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描述出一个真实的周越及其书迹面貎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会造成先天的不足，在文章中就叫前提不充分，很难证明和推导出自己想论证的观点。“周越说”就是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
应该说，董其昌的考证言简意赅，有人说他“简约”也可，应是有丰富积累而始发，决不是空泛“遽下断语”。当然，历来总有人质疑，自然是好事，可促使研究深入，但切不可据媒体平台之便，轻发新论，引人进入新设的泥塘—“掏漿糊”之论。这是有些新论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倘若真有高手，推翻董之陈说，我们双手欢迎！
董其昌时代，在他的圈子里，古代书迹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他作为判断比较讨依据，如引张旭之《宛谿诗》《烟条诗》书迹，今虽迷失，我们怕是不可能见到了。因此你如果要怀疑，那也只能凭想象。其实，在董之后许多年，直到晚清，张旭的墨迹遗存还有人看得到，如海上画家蒲作英，在光绪丁末（1907年）还为张旭传本《率意帖》作跋云：“张长史帖极少，阁帖中略略有之，此《率意帖》亦世所罕见，字只数行，可知草圣之为草圣也，观摩者须作举头天外之想，扑去俗尘三斗”。此《跋》虽无论及张旭用笔结体，但作为一位艺术家，观张旭之书，其感慨之情，心灵之静，心镜之爽的愉悦，跃如纸面，这难道不和我们观草书古诗四帖情境一样么。由此透析出一种天机，考证张旭草书，更重要的是总体上去把握住其中的精·气·神。从丰坊、文征明、董其昌乃至蒲作英，都是这样的高屋建瓴，一脉相承。如果仅仅以一已目光，轻率评说这个字“不规范”，那个字“缺乏美感”，哪些字又是“笔划臃肿，弱而无骨”，【参见徐邦达《旧题张旭“古诗四帖”时代作者考辨》】这就恐怕不只是论证方法的缺失，连艺术审美感都值得坏疑了。如不是从总体气息和意境上辨析《草书古诗四帖》所传达的艺术信息，而仅仅以某种主观臆想的所谓“规范”进行臧否，结论难达公允。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足够的依据，来放弃前人研究考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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