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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步辇图》作者是谁?  

2013-05-25 09:54:21|  分类: 专家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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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陈佩秋商榷之-

作者:王菊如

《步辇图》为唐代风格的人物画,是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当属大唐气象的代表性绘画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但是,此图经历三千余年的传承,由于如今所能见到的阎立本作品,尚无一帧能毫无争议地确定它为阎立本所做,所以,这幅传为阎立本所做的《步辇图》,对它是唐代阎立本所做还是唐代其他画家的原创摹本,或为宋人临本,颇有许多疑问与争议。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上海女画家陈佩秋的彻底否定论。

陈佩秋的主要观点是:《步辇图》“非唐画,是假唐画”( 参见《名画说疑-陈佩伙访谈录》2003年文汇出版社p11, 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 均系该书).“肯定是有人看了米芾《画史》根据《画史》作的假”。 然后,她从《步辇图》的艺术性、风格,题跋、印章、书法、材料等方面,及历史知识性,全面予以否定:“《步辇图》存在的诸多疑奌,可以证明它不是阎立本之作,不是唐画,也不是宋摹本,而是彻头彻尾的绘画水平低劣的伪作。”(P.66

陈佩秋虽用功颇深,说有些通理(非道理)也站得住脚,但针对《步辇图》个案,或许並不妥贴,何况其中有许多论据,本身就依据不足,用来支撑否定主题论点,就有不少问题,笔者疏理出若干,提出来就教于陈佩秋先生。

对《步辇图》提出怀疑,是正常的, 做学问,就是要从无疑处发现有疑,因此,对前辈陈佩秋先生治学态度,笔者由衷钦佩。但对全盘否定文化遗产《步辇图》,並不赞同。

1, 画中的唐太宗接见使节不合史实吗?

陈佩秋先生对《步辇图》中唐太宗接见使节的场面提出了许多疑问,“大唐的太宗皇帝接见外国使节,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接见了呢?禄东赞来自西藏,唐太宗身边怎么可能没有一名侍匡?而且左右侍候的人全是女的呢?”她认为这不符合历史真实。在陈佩秋先生的潜逻辑里,可能还有个“沒有历史真实,哪来艺求真实?”

大唐皇帝接见外国使节,当然不能随随便便,用今天的活说,肯定有一套复杂而又系统的程序,方显大唐气派。

比如来的是什么人(使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在相对应的地方接见,这是来不得半点疏忽的,“外交无小事” ,有时甚主是一种潜在的交量,有关一国之尊严。

同时,唐代的外交礼仪,比起两汉南北朝来,已经完备得可以。皇帝自有皇帝的威仪,若在正式场合,陈佩秋之疑,似有道理。“应该穿相当考究的朝服”,“ 使臣也有使臣穿的服饰与鞋” 。陈先生虽然没有进一步论证什么才是“考究的朝服”, 也沒说清使臣应该着什么样服履,就提出的问题还是有道理的。不过,陈先生如果再朝前走几步,或许会发现更多论据,问题是这些论据並不支持她。

关于唐代皇帝接见外国(或者少数民族)使节,应该区别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唐时,一般习惯把外邦外族称之为“蕃” ,唐外交领域时有“八蕃” 之称。

皇室接待事务(典章),唐依陏制,设置“鸿胪寺” ,专司外交(国)及少数民族“蕃客” 的迎送任务,其中包括“以宾待之” 的等级(接待规格);外交文书的递送等(<唐六典>18“鸿胪寺” 载:鸿胪寺讨职掌规定,“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侍之”)

这些准备安排,是“蕃客” 朝见皇帝前后的工作,《步辇图》是不可能表现的。也没必要表现。《步辇图》只反映唐太宗多次接见中的-次,即近距离面见松赞干布的宰相禄东赞的某个片断。(当然系“鸿胪寺” 具体安排,不是没有侍臣,而是无关侍臣没必要出现在画面中,反映艺术家的高度提练)。

我们在考证《步辇图》时,不能迥避以下诸方面问题:

1, 唐太宗是在什么地方会见禄东赞?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那样接见?

唐太宗会见禄东赞的处所,至少有两种可能:

其一,宫殿,(朝殿) 皇帝和众臣议事之处,较为正式的朝见;

其二,宫殿之外, 如内宫(殿)某个处所.

无论何处“朝见,应有唐官员引见,可能是“鸿胪寺” 官员兼翻译。陈佩秋说《步辇图》中没有,那么,是真没有吗?

要回答以上问题,带出以下问题

2《步辇图》中有哪些人物?

《步辇图》人物,略分两组:

其一,以唐太宗为中心,一组“步辇”女侍;

其二,以禄东赞为中心,有译官(侍从)、“红(朱或绯)衣大臣”。

其实,唐太宗为了示以亲善,特安排在后宫接见禄东赞,尽管如此,禄东赞诚惶诚恐之神情不减。

陈佩秋说《步辇图》中没有侍臣,是因为没真正读懂此画。《步辇图》中那位“红(或绯)衣大臣,译官,难道不属于侍臣吗?

在皇室较为私秘的后宫,唐太宗蓄意营造出一种在家里接客一样的氛围,难道还要请出“文武百官 相陪吗?有此必要吗?

至于那位“红(或绯)衣大臣”,不仅在画面中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也是史实中的重要人物,

如果历来的学者对此人辨认得无大错,那么,按唐制,“红(朱或绯)衣大臣”, 应该是三至五品的官阶,地位是不低的。其所着之服,确实不属“朝服”,而是和唐太宗一样的“常服”,即便服,抑或是唐太宗通过“鸿胪寺” 所赠也有可能

这些衣着服饰,完全与唐太宗在后宫面见禄东赞的环境与气氛相一致,也符合太宗的习惯,营造-个极其亲切、宽松,且又有尊严的特殊场境。

这就是阎立本的艺术智慧,我们这些后来者,为了传承优秀遗产,应该做正确而深度的阐述,暂时肤浅些不要紧,但歪曲是不可以的。

(未完待续,下篇讨论陈佩秋先生对“辇”与“與” 的失辨,导致结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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