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陈佩秋商榷之二
作者:王菊如
《步辇图》中唐太宗坐的是什么?明明画题都标出是步辇了,笔者你为什么还要反问呢?这不是明知故问么。其实,在陈佩秋先生那里,她确没弄清楚,故在质疑《步辇图》真伪时,犯了一个很大的知识性错误,这给她立论带来了难以避免的颠复性,这就是“辇”与“輿”不分,“辇”与“輿”並提。
关于辇,我们也要有个基本暸解,否则因概念不清,就像在不同层面讨论问题,难免公说公理,婆说婆理。
陈佩秋先生把“辇”与“輿”並称,显然是强调了两者的类似性,而忽视了两者的区别性。
在唐代,“辇”与“輿” 尤应注意其区别。
先说“辇” 据《文献通考·王礼考》卷一一六载,“夏后未代制辇”“ 夏后二十人而辇”。“辇”在当时,很可能是用人拈或抬的车,在今天看来
说用人抬或扛的坐乘称之为“车”,可能会感到奇怪,所以夏代又称辇为舆车,这是辇与輿一致的历史阶段。在夏代出现的辇,到殷商称之为“胡奴车” 。《 文献通考-王礼考》注释曰:“胡奴车”“ 即辇也,殷十八人而辇”,“用十五人而辇”。 可见当时“辇”,“ 舆”,车,似乎是同类之物。但此也仅属“类” 之范围。或称类型范围,这是不断发展,不断扩展,于是,其间便产生了差别,用途(功能)也就並不相同。特别是周代以降,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典章制度,那就是帝王的车辂典制(文化),而且这种典制还一直体现礼制的色彩。
帝王车辂典制(文化)的发展,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以“车” 为边旁的文字也丰富起来了。
知道了历史渊源,本文,我们的讨玩就可以局限在帝王仪仗的范围之内了。
辇,一般是指君,后乘用的,而且是指用人力(非畜力)推挽的车。《说文解字注》称,“辇,挽车也” 注云:“人挽以行之车也”
《通典-礼典》谓:秦以为人君之乘“。由此可見,乘以后,辇,可能就成为帝后专用之物(车)了。
陈佩秋先生在讲到“辇”时,引用了《南齐书-舆服志》的记载证唐,史料引用本身年代差别是陈先生失误之一。令人惊异的是她以“輿” 证“辇” ,並断言“绘图者无宫庭知识” ,这就扩大了自已论证史识方面的谬误。其中缺乏历史在发展变化的常识。 我们不明白陈佩秋先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用南齐之“輿”的典制要求来衡量唐制,而唐代辇舆典制与风气,在历史典藉中记载颇多,寻找也不难,如《旧唐书》,《唐会要》,《文献通考》等。
陈佩秋先生很可能把《历代帝王图》之“辇”与《步辇图》之“辇”视为等同之物而加以比较,所以才得出“差别很大”的判断,显然是不妥的。
其实,此“辇”与那“辇”,除了朝代不同有差别外,帝王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辇”也是不同的,至少有简单的,也有华贵复杂的。陈佩秋先生文章插图引用的《历代帝王图》中陈宣帝之“辇”,即便沿用至唐,也只仅是其中一种。何况,“辇”与“輿”, 也早巳不是一类物种了,互相混淆是无法说清主题的。
《步辇图》中唐皇太宗安坐的,勿庸置疑是属于“步辇”。“步辇”,虽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仍风行,故《隋書·仪礼志》称,“今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通幌朱络,饰以金玉,用人荷之”,也就是说,在隋代,己有“用人荷之”而去轮的“辇”了。除这种“辇”外,隋代还有“副辇”,于宫苑私宴时乘用。后又制形如辇的小輿,方形,似幄帐,于自楼阁曲廊升殿时乘用(见《文献通考·王礼考》)。这种“副辇”到唐初,可能还承袭隋制的。这在《通典》,《文献通考》,
《唐会要》等典藉中都有所记载。
据笔者查考,在唐代,“辇”至少有以下七种:
1,大凤辇;
2,大芳辇;
3,仙游辇;
4,小轻辇;
5,芳亭辇;
6,大玉辇;
7,小王辇等。
唐王太宗画中所乘之步辇,或恐是其中一种之异名。
由此可知,陈佩秋先生颇有一叶障目之嫌。
而“輿”呢,至少也有三种:
1,五色輿;
2,常平舆;
3,腰舆等。
这些都是宫廷御用“辇”“舆”的种类,既可证“辇”与“舆”是有区别的,辇与辇之间,舆与舆之间,因形制与功能不同,类虽同而实相异也。
这才是唐代的历史事实,陈佩秋先生辨识唐画,显然没能进入唐代历史场景,更没有去切实地研究宮廷文化。仅凭今天的某种教科书类的常识考证书画遗迹,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是不对的。应该是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反映质量。陈佩秋先生的失误,在于方向迷失。
(未完待续,下章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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