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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书画市场与收藏 (三)  

2012-03-23 20:28:05|  分类: 院长谭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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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纸价几翔涌” 明.李东阳

-------------书画形式多姿多彩

  

 “洛阳纸贵”,是指晋代才子左思因写出名赋,而引起众多学子赶到洛阳抄录,由此引起纸价飞涨,这当然也是供求关系的结果。明代诗人李东阳借此典故,形容江南书画市场的兴旺,同样也成为纸的价格一涨再涨的根本原因。江南用纸量巨增,一是书法绘画“吃”纸厉害,二是装裱费纸也厉害。书画装池工艺,宋代是一高峰,到明代,恐怕又是一个里程碑。其样式与质量臻于完美,书画市场的繁荣也得益于此。
      说到书画样式,主要指两个层面,除了装潢(裱)工艺形式之外,还有书画自身的形式,其要素有题款、印章、书法、材质等项。
      中国书画款式的完美,发展到明代,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出现了唐、宋、元以来所未见的新现象,这主要就是诗(款)书(法)印(章)与画融为有机的一体。在明初,款题还沿袭元代风尚,仍较为简单,有的只钤印记,或仅题名款,书写作两行:一行画名,另一行个人名款,书法往往也不讲究,甚至另请书法好的人代题也有。宫廷“院画”竟然还写上在职的官名,如“锦衣都指挥XXX写”,“武英殿直锦衣镇抚XXX写”等等,似乎缺乏艺术性。不过写的地位,倒已从宋元写于树石缝隙或不惹人眼处,走向画幅较为明显处,这是一种进步,到了明中期,又跨出了一大步。首先是书法与绘画的结合更紧密了,把优美的书法和诗文作为绘画的重要构成。一些不擅书法的画家,只敢写个名字,而不敢题诗跋长款。而题记与跋,变成了文人们努力施展才华的一个新天地。特别是引诗入画,不管是古人的诗(词)还是自作的,正像宗白华先生说的:诗和画的圆满结合(诗不压倒画,画也不压倒诗,而是互相交流交侵),就是情与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这样款题的要求对书画家本人的素质,特别是文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客观上扩大了书画品鉴的内容含量和艺术含金,引导社会公众和艺术群体鉴赏水平的提高,也启发了市场的消费倾向。
     紧跟而对应款题发展的,是印章钤记的变化,出现性格化、多样性的面貌。一件书画作品,不仅是钤上名章,还有字、号之章,更有内容丰富的闲章,或取画室、书斋之名,或取祖籍故里之地,或引名诗佳句、词章艺语……若书画经品鉴,还增加鉴赏人的姓氏,名、字、号以及室、堂、斋名之章,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印章的形状也往往别出心裁,除了一般传统的方章,长章外,还出现了圆形(如文征明、项元汴),鼎形(姚绶)、葫芦形(仇英)等。至于钤印之法,也渐为规范,讲究身份、辈份,充满书卷、礼仪之气。如卑幼于尊长,当用名章;平交用字章;尊长于卑幼用号章,“凡写诗文(书法)名当即在上,字印当在下,号又次之”。用印多少(数量)也有要求:“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一般取奇数,这是明代开的一时风尚,既为后世品鉴提供了依据,也为后来的艺术家开启新法。不过,艺术的发展,往往又是不拘泥于前人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明代许多画家、书法家都参与治印之道,如沈周、祝枝山、陈道复、吴宽、文征明、文彭等,这些人仅限于生活在苏杭、南京一带。治印之技虽然是他们书画之外的余技,但在书画走进市场的过程中,无非是一种后劲,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竞争能力。闲章之风,生于明代,上文说到内容百花齐放,这里试列数例:明初,王绂有“游戏翰墨”,姚绶有“紫霞碧月翁”,文征明有“停云馆”,唐寅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南京解元”,周位有“自耘生”,郭纯有“玉露余香”,卓迪有“清约斋”,“褒德世家”,“凤池清趣”,戴进有“竹雪书屋”,边景昭有“怡情动植”,“多识于草木鸟兽”,等等。

闲章,是明代书画的一个重要特色,闲章对书画的意义,是鉴别名人书画的重要标识。当今在民间,还有一种朴素的观念,认为印章愈多,书画就愈值钱(真),虽有所偏,但并非毫无渊源。
      明代书画用的材料,如在宣纸方面,首开大量使用生宣的是沈周,他的山水,生纸对于沈的没骨、粗笔风韵之趣,如鱼得水。生宣虽然出现在元代,但并没流行,真正流行是在明代。生宣的优点是可使水墨气息变化无穷,更适合文士寄情抒意。特别在正德、嘉靖之后,像徐渭之辈,泼墨大写意之风兴起,竭尽生宣之功能。当时书画家常用的是一种“罗纹纸”和“白棉纸”(如文征明、沈周)。至于熟纸,加工工艺,明代也有了发展,增加了不少品种,如刷以云母、矾水的极熟笺纸,尤利于工笔重彩。
     利用洒金牋作书画,也是明代的特色。洒金牋也有大片洒金、泥金牋等多种。与洒金牋的大量使用相关的是折扇书画的盛行。折扇,虽然是古已有之(据说是宋代从朝鲜传入),但在扇面上创作书画还不多见。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发现在中国,不分春夏秋冬四季,文士们总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很奇怪。这位洋先生目光甚尖锐,但不知此扇用途,并不是驱暑拂蚊,而是一种身份、一种装饰。吴宽、祝允明、李应祯、文征明等画家,就是十分喜欢在金牋扇面上挥毫,这可谓是市场短平快的书画商品。手执一把名人书画的折扇,风行于明,流沿至今不衰。不过扇面之用,已延伸向镜框橱窗,对象以藏家为多矣。明代金笺扇面,近年拍卖场屡有露面,行情看好。
      除了折扇外,明代的书画家还对传统的卷、册页、轴等幅式加以改造,使其在质量上有了改观,此外又开创了诸如对联(书法)立轴、屏条等幅式。
      书法立轴,在明代之前不多见,而明代则很普遍了。至明晚期,又有对联这种书法新品种,大大地拓展了其在市场的受众面,雅俗共赏。屏条,适合书法绘画,是一种成组的狭长的直幅,每组或四、或六、或八幅,甚至有十幅以上的。丰富的书画幅式,不仅扩大了书画家的表现领域,也适应了社会城乡各种不同层面的需求。
     明代书画装池(潢)的精致和技艺的高超,使书画在市场上更受人青睐。明代卷轴的装池,增加了“引首”与诗堂,形式更完整。所谓“引首”,是在画卷之前增加一段空白的纸,用以请名家或朋友在上面题写画题或相关文字,取篆或楷或隶体大字。如夏昶的《上林春雨图》引首,即是程南云所书。“诗堂”是在画的上方,也增裱一段纸用以与画相关的诗文或评论、记事,这种形式是款题的扩容。也是艺术含量的延伸,从市场角度看是增值。
      明代江南的“苏裱”款式,是闻名海内的。有《装潢志》一部典籍,专宣扬其事:“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说的是其他地方都比不了苏州一带。苏州裱事,得天独厚处,乃装池之主要材料丝织品织造业极为发达之故,此外是吴中藏家云集。书画久藏,必赖于精美绝伦的装裱工艺。
     装裱业的发达,装裱名师的诞生,从客观程度上反映书画市场兴旺的必然。一般而言,只是把书画(字心与画心)经过装池之后,才算是一件完整的商品,而易于流通和展示,或者至少经过托裱加工,使其坚挺而便于携带。
     苏州有许多装池大家名师,他们的出现,若说技艺发展的高度,反映在形式感更强。如绫边,除了彷宋宣和装的狭边外,又出现宽边。宽边是明代的特点,一般以深蓝色花绫为尚,说明用绫的颜色(彩)也开始富有变化,如朱端《烟江晚眺图》轴,则宽边,取米黄色的绫,并作上下天地,显得华贵雍容。生活在苏州的名裱师,据说有“汤”氏、“强”氏两家,号称“国手”,代表了明代的高水准,而有个叫庄希叔的也并不亚于汤、强氏。装池高手在明代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他们常和名书画家、名收藏家往来,所得报酬也很丰厚。一些裱画能手,“其所如市”,裱画场所,既裱字画,也卖字画,热闹如市,那是顺理成章的了。
      社会的需要,市场的发展,不只推动了书画创作观念、风格流派的多样化,也推动了书画载体的臻于完美,而这种发展与完美,又满足了公众的需求。这种互动,充分证明,市场对艺术发展的源动力作用,研究艺术史,如果忽视历史上艺术市场的变化与演进,那将是不完整,而且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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