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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代江南书画市场与收藏 (3) 文/王菊如  

2012-03-01 20:47:27|  分类: 院长谭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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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画家市场弄潮

 

  ——“四海资身笔一枝”
                          明·唐寅

 

“四海资身笔一枝”, 此诗乃明代吳中书画名家唐寅伯虎所撰,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代在今苏州,画家单凭借一枝毛笔,就可资身立世(四海),供全家吃饭,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了。同时, 此诗得来, 是当时社会现象在诗人脑里形成的概念,也折映出明代苏州乃至江南一带的书画市场是如何的兴隆了,否则, 原来在书房、画斋里把玩的书画,怎能换上白花花的银子和米饭呢?可见画家在明代吳中乃至整个江南地区, 出现了以商品职业的画家群体, 此为艺术品走向市场,走向更多的消费人群,开了先河。如果说,唐宋以降,也有书画销售事例,那还是个别的,无论范围和涉及的艺术家,毕竟有限,不像到了明代,那么风尚、流行,甚至从东瀛来的好事者,也可循名寻迹,找到心目中的画家与他们的作品。这应该是艺术普及、艺术走向社会生活的进步。如果没有明代艺术的大市场,也诞生不出那么多大收藏家、名收藏家、官僚收藏家。

据艺术史藉、文献,文士笔记、私函、日记所载,在明代,无论是吳门画派、浙派,以及后起的各门各派如华亭、苏松、云间、姑熟等画师们,几乎都有卖画经历,包括名气很大的,也包括部分原为宫廷御用画家,这大概是风气如此,虽然其中有些人,並不急于为“稻梁谋”, 却也热衷于走市场。

研究和考察这个画家群体和这种社会风尚,无疑是很有兴味的,这对于今天的艺术市场、今天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或有启发和借鉴作用。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仅以“吳门画派” 中的部分画家,如沈周、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周臣等人为个案,看看他们在书画市场中的行迹与思想观念,应该说是带代表性的。

文征明,是明中期画家中的重镇,又长寿,用今天流行话说,可谓是“艺德双馨”。“ 德尊行成,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 他的名声,天下尽闻知,小小的一幅画刚画成,便有人挤上前来抢购,用来換画的“缣素” 竟堆积如山。

不过,文征明本人,显然不是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之辈。这种品格养成,或许由于他曾仕途坎坷,锻就一副傲骨。表现在他对书画市场,态度极为冷静,售与不售,售与谁,售多少价位,都不愿受市场的钳制,而是根据自已的意向行事。售于富人,可以是“黄金数笏”, 价低者,少钱的商贩、小业主,也可以是“饼饵-筐”, 送上些糕点,就可拿到名人字画,非亲非故,太不可思议了,遇到今天其些人,索性开个糕饼店,靠其发名人书画之大财。话得说回来,文征明能做到如此一点自由度,至少己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名气大而求者众,货色(书画)好,皇帝女儿不愁嫁;二是生活基礎扎实,富足而有实力。据说祝枝山也是如此品格,于是有人怀疑这是文人玩世不恭之举,当然也着实难说。纵然是,但也不是全是。

如有人这样记载文征明卖画时的情形:衡山(文征明号衡山)先生于辞受界限甚严, 人但见其有里巷小人持饼饵一箸求素书者, 欣然纳之, 遂以为可浼. 尝闻唐主曾以黄金数笏, 遣一承奉囗捧来苏, 求衡山作画, 先生拒不纳, 竟不见其使, 书不肯启封. 此承奉逡巡数日而去。而一般市民,提一筐大饼,文征明则笑纳之,回馈以书画。显贵求画,即便拿着黄金,也拒之门外。这恐怕与文征明士途受挫的际遇有关,此外是文人骨气的表现。面对黄金,他铮铮而言:“王赐也,启之而后辞,不恭也”。 这是他连信函也不看的道理,不看信不知道,看了,知之而不为,反而不“恭” ,所以“不画” 的理由,並不全是傲气。可见明代,在一些书画家面前,金钱並不是万能的,由此可见,书画入市,人在言商,风气还是纯得可佩,不像当今某些“名家” ,见钱眼开,稍感有損,动辄还上公堂。

另一方面,作为士子品格,鄙视权贵,本是权统,古人亦有胜今人之处。文征明等这种作为,不止一种偶然记载,再比如以下的一则,“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褚,尤不肯与王府中人,曰:此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遣吳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 。文征明对显贵的漠视,殃及到外国使者和友人,就带有些狭獈的民族情绪了。这是一种历史局限,也是遗憾的事,要不,在域外博物馆里,可能还要多一些文先生的墨宝。

吳中即苏州地区画家,进入市场的,在文征明周围,还有两种:一是他的文友艺朋,包括他的前辈;二是他的弟子与儿辈,如文彭等。

文征明的艺友朋辈,首推的是祝枝山,祝比文大10岁,实际上还是同辈性质的交逰。文征明与祝枝山、唐寅、徐祯卿是号称“吴中四家”。 文与祝,与晚辈王宠,又并称为“三大家(书法)”,祝的书法,史称“出入魏晋,晚益奇纵” ,是苏州也是明代中期名冠第一的大书法家。上至为官者,下至庶民士子,都以能得其一纸而贵之。吳郡文艺冠天下,而首可征其实者,枝山耳,郡守南岷王公,清素如贫士,眇忽无取于官,私衙至严冬不炉,而独爱枝山书。购一卷,随装以去,曰:琴鹤不如也。”这是一个严冬舍不得生炉取暖的清官文怀。他好不容易觅见祝枝山的一卷书法作品,供以清玩,胜过抚琴饲鹤。也有贪官爱祝枝山、文征明字的,那恐怕是另有所图的。

弘治年间,太仓巡抚彭公礼,也是一个酷爱枝山书法的。他曾说过,人生“不可无书,然书可以垂后,必得祝允明(枝山名允明)”,这位巡抚大人是有眼光的。祝枝山的手笔既然能“垂后”, 这说明极有收藏意义,非收藏不能垂后。可以垂后,说明书法作品可以成为个人或家庭财(恒)产的一部分,而荫及子孙后代了。

有了具有这种意识的社会人群,书画作品求购者益增,行情也便十分看好,于是,像祝枝山们的艺术家有了驰骋的天地。

明代受市场最欢迎的画家,恐怕要数唐伯虎,唐寅伯虎,年龄与文征明同庚,但活的寿命沒有文征明长,仅53岁就英年早逝了,这恐怕与科场落魄,风流放荡的生活方式相关。

这也是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如“唐伯虎点秋香”这种风流逸事的原因。但作为生活中的真实艺术家,恐怕不会象故事那样洒脱。从种种迹像观察,他很可能是依靠自己的书画才艺、卖画卖字来维持生活的文士。他的自作诗“四海资身笔一枝”。恐怕就是这种生活的概括,不过,用一枝笔,就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妻妾,而且生活得还颇有质量,同样可以证明他的字画在市场上的流通情况。唐伯虎天资甚高,博雅多识,书画诗文的成就,都是可以青史留名的。书法师元赵孟頫,画师当朝周臣等辈,是青出于蓝,真追宋元的高手,山水、人物、花鸟皆精,有些内容还倾向世俗化,应该说,他是“吴门派”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家。
    据说,唐伯虎的书画在市场上的欢迎程度,可能还超过其他人。有时因为买画的人太多,他忙不过来,就把自己的老师周臣请来帮忙代笔。周臣也是一个长寿画家,也是一个艺术教育家,其之弟子,仅一个唐伯虎,一个仇英,就可垂名于世了。唐伯虎卖画,也有不景气的时候:“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先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这是因为连续落了十天雨,以至生意清淡,妻孥挨饿。“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这就有点“哭穷”了,在他自认为是“厨烟不继”,“萧条若僧”的日子里,自然要比山野村夫们的日子不知好多少呢。何况他还可以迎合社会靡俗气味,制作过不少“春宫图”,以满足一批无聊人士、商贾的需要,所得银钱是不会少的,只要挥霍得有些计划性就是了。
    替唐伯虎代笔的周臣,原是院画大家,又有唐寅这样的学生而值得骄傲,自己的画销路也不差,怎么会给自己的学生代笔呢,实令人费解,这恐怕也是市场一时的应急所致。所以有人还替周臣鸣不平,其实,当时就有人(王世贞)说过,周臣“得郭(熙)、李(唐)、马(远)、夏(圭)法尤深,用笔视唐生(寅)亦熟,特所谓行家意胜耳”。唐寅确实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有人曾问周臣,你为什么不及学生,周臣坦然的说,“只少唐生数千卷书”,是说文学修养略逊一筹,故画格也要低一档,而市场是不能倚老卖老的。某人从市上购得一扇,“外扇骨甚佳,但制作颇旧”,只化了五钱就买下了,但发觉扇面上的画缺少笔力。而根据所署(款)年月,又是“东村(周臣)得意之时也”。可见购扇者很有鉴识水准,对艺术家的创作情况也了如指掌,因此怀疑是赝品。以笔者分析,也可能是画家的应酬之作。饭后酒余,捉笔弄翰,即便是大师,恐怕也难得有精品出现,应酬之作,也能卖钱,很不错了,五钱这个数,在当时,据说是一斤多墨的钱,也可以换五斗米了。
    文征明周围,有个叫陈淳(道复)的,其家境甚富,有材料证明他也加入卖画者的行列。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是画家“接受了商人牟利的观念,观念变了,不因自己的作品成为商品而耻,不以由此获得金钱而耻”。笔者认为,情况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明代进入市场的画家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以笔谋生计;有的人卖买书画(画家兼藏家的明代不乏其人)以蓄财富(如以已画换古画);但也有人目的主要不在物质的利,而是企求一种社会的承认,或者是在科举官场中没能得到的某种价值观,因此通过自己的艺术才能和作品的市场价值来实现这种精神上的期望。这在明代江南士人中间,恐怕也是一种时尚,陈淳便是一例。他所居是五湖田舍,“有茂林修竹、花源柳隩,鸟栏鹤圃,酒帘渔艇,极隐居之胜。城中甲第,委而弗居,委一子守之,以奉祭祀……君虽僻处江湖,而辞翰绘事之妙,片楮尺缣,人争购之,求请者日趋,姚江帆楫相望也”。
    文征明和儿子的学生居节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必须以卖画维持生计。“居节卯岁从文嘉学画,适得待诏(文征明)见而爱之,收为弟子,居村南,与文塔影园邻。或绝粮,则寐旦而起,写《疏林远 山由》一幅,令童子易米以饮”。此说虽然有些夸张,但毕竟实有其事。另外还有一位学生叫彭年,书法文章都不错,也很有销路(明时,文章也可卖钱),“吴中好事家以不得先生书及诗若文为愧。……彭先生不为家衰,橐中无嬴金,即以文请得少嬴金,趣送酒家矣”。在某些时候,一些画家对金钱或许看得较为淡漠,文征明也是一个,他画不卖“三家”(官家、显贵、洋人),虽然偏执了些,但属骨气之举,金钱不能移也。
    文征明和唐寅的老师沈周,在吴门也很有市场,尤其是他的山水画,乃为一绝。有时为了逃避购画之人,弄得他东躲西藏,有时跑到庙里,也有人觅踪跟踵而来,因此文友刘邦彦写了一首诗,以记此情:“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沈周虽然卖画得很多的钱,但乐于好施,家中并无余财,为人豁达大度,寿高83岁。晚年,曾有一诗戒其子:“银灯剔尽漫咨嗟,富贵荣华有几家,白日难消头上雪,黄金都是眼前花,时来一似风行草,运退真如浪卷沙。说与吾儿须努力,大家寻个好生涯”。他的处世态度或许也影响他的学生如文征明之流。
    书画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催生了民间画手这一群落,他们的生计,自然全赖于此了。嘉靖、万历年间,以书画活跃在南京的魏之璜就是其中之一。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起孤贫,业丹青以糊口。一部郎见之,赏其笔意,稍稍知名。杜门匿影,日事盘礴。天性孝友,养老亲,抚诸弟……这也是画师出名,靠官场人扶之之例。钱唐画家李和,“以粥故书为业,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赝本求一印识,毅然弗往”。这是工匠型的,虽是卖画度日,然正气可范。另一钱唐画家俞紫芝,洪武年见隐居不仕(怕朱元璋的屠刀吧)“工书翰,临晋、唐帖,行草学赵子昂逼真,好事者得其书,用松雪款识,人莫能辨”。画家本意,不想制假,而“好事者”利欲熏心,意不在书,能奈其何乎,而画工,也只好屈从,吃饭要紧啊。还有个“久困诸生”的画家项承恩,隐居西湖岳坟侧“携一奇丑女奴供爨,开小肆,杂置书籍、画卷并盆花、竹石,索价颇贵”。这简直像集市庙会一般,这种下层的画工,为了生活,卖画也就不拘什么形式了。
    江南大画家,也并不是人人都能进入市场,不是画家本人不想,而是因种种原因,市场不给你开绿灯,被后世誉为“明四家”之一的仇英,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位苏州桃花坞的优秀工艺美术家(漆工),因出身低微,虽有沈周、文征明、唐寅、项元汴等名士的提携,尽管绘画水准也很高,但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可,也许是不合当时的画风,因此很难把画卖出去,这位毕生努力,且取得很高成就的艺术家只活了40多岁。有人说,市场是公平的,此话并不全面,市场也有盲点,古今如此,海内外如此。附带一说,关于仇英,日本学者则往往把“吴门四家”改成“吴门三家”,去掉的正是仇英,可见其偏矣。
    画家走进市场,虽然是一种趋势,但舆论并不一律,晚明有个叫范云林的批评家,就非常瞧不起卖画。他认为,当画师画完一幅画之后,就拿到街市上去卖,或者换取一袋米,这类画是好不到哪去的。此论有些道理,但并不全面,遇事总得具体分析,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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