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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代江南书画市场与收藏 (2) 文/王菊如  

2012-03-01 20:43:40|  分类: 院长谭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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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书画走向市场的不可逆转(“市场趋势“)

 

“丝缰不受黄门控  “

                  -----明·陈 昌
 

 “丝缰不受黄门控”,是明代诗人陈昌题马(画)中的一句,笔者借来,是想用来说明明代书画艺术走向市场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明代,当然也不受皇朝(黄门)政权所能掌控。

明代书画市场的发展,其源头,是上继宋、元传统余脉,並在孕育发展自己特点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关注其政治、文化环境,讲到这一点,明代书画艺术市场虽不受黄门控,但却得益于朱明统治者开国阶段的决策和开明。

依靠元末农民战争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朱明政权,鉴于历史教训,一开国就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

“以游丐起事,目不识书”的朱元璋,在洪武元年,曾对徐达等人讨论过治国恢复方略:“曩四方纷乱,朕与卿等图生而已,渡江以来……始有救民之心。”所谓“救民之心”,实是建立帝王之业,当然,客观上,也图进入大治之业,这就为书画文化事业发展和交换市场的培育,无疑是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是,在明统一之前,由于战乱的影响尚存,百业雕敝,民间尚在渐渐恢复元气,不可能有多余的财力和物力用于文化精神的消费。“民以食为天”, 在任何时候,都是铁一样的规律,温饱第一,然后再谋求文化和精神上的需要,书画作品,属文比消费,本身是不能当饭吃的。

另一方面,宫廷显贵们,此时的精力,主要还在忙着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因此也缺少闲情雅致,心思较难进入赏玩境界;至于那些被皇帝收进宫廷的元代书画家们,虽然有了一官半职的保障,但战乱频仍和文人的敏感,他们惊魂甫停,铺纸捉笔,优哉游哉的雅趣,或许也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培养。因为如寒冬一般的政治,尚未春暖解冻。崇尚“有礼乐不可无刑政”的朱元璋,对待知识分子是一手胡萝卜,另一手却是钢刀。为了政治因素向艺术家开杀戒,他也不曾手软,(有人说他特别喜欢砍画家的脑袋,当然是夸张了点)。就象由元入明,名气很大的王蒙,就因在丞相胡惟庸私第观赏过画,而后受到株连,而冤死大狱。这显然是与统治者想肃清元朝残余势力的念头有关。受牵连而冤死狱中的还有“吴中四杰”之山水画家徐贲(幼文),杨基(受谗致死),张羽是被迫自投龙江而死的。就是宫廷画院画师们,若稍不遂当政者之意,也有被砍头的危险。如赵源,以应对失旨被杀;盛著,因画水母乘龙背,引起朱元璋不快,亦被杀。如此境遇,怎不使画师们战战兢兢,循规蹈矩,怎敢轻易下笔。
     艺术家的心境低落和创作的贫乏,势必影响着收藏资源,市场的暂时萧条,也使得书画经营活动和艺术雅玩的气氛,尚显得冷冷清清。朱元璋心里当然也是明白的。一次他和裱画师盛叔彰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朱元璋问:“彼图既成,鬻之于市,人有买者乎?”裱画师也不怕你皇帝不皇帝,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近年以来缺”。“缺”者,意思是说卖不出去。市场萧条。此事不妨也可当作是皇帝的调查研究吧,“一叶而知秋”,当政者理应思考“文致太平”的道理。当然,统治者“礼仪下士”的举措也是有的,如请隐居在松江的名士杨维帧进宫,赐其乘安车。可是这位懒散惯了的书法家竟然架子老大,说什么“岂有老妇将就木再理嫁者邪”。结果,只在京都呆了一百多天,为皇上编写了本《礼仪》的书,便吵着要回家。宋濂说他“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他归故里次年便去世了,他的书法作品甚有个性,到万历年间,没有“厚值”( 昂贵)是购置不到的。
     明室后代,雅好舞文弄翰,这对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应该说是有导向和激励作用的。如明宣宗曾在国库里观看藏画,见到元代赵孟頫的一幅《 风图》,便让儒臣把自己的诗题于图之右,并张贴于殿堂,当然是供臣下赏观的,此举颇有点学宋代帝王风度(如赵佶)。但推动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还是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休养生息,明王朝国力强盛,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城市经济、工商贸易的繁荣密切相关。此外政治环境也随着朱明统治的巩固而使矛盾缓和,艺术界的元气在恢复。

以苏州(吴地)为例,它在元代本是绘画中心之地,由于朱元璋的杀戮和战乱,使不少画家丧生或者流放,确有些一蹶不振。但到明中期,因京城也迁至北方,约束力相对减少,一批新生的文士崛起,有的还赴京当官,以获进士者为例,仅苏州一地竟有近千名之多(970多名),相邻的常州有661名,松江有466名,都是名列全国之前矛的。何况吴地历来有浓厚的崇文氛围和悠久的诗词书画传统。文商的结合,在当时已成一大景观,商贾、名宦、文士云集于此,汇为大都会。一些市民阶层和有钱有闲阶层一为敛财,二为装点门面,三为丰富文化精神生活,对书画艺术的需求日趋高涨,时时催发艺术家的涉足。于是,不少著名的还是未名的,官场的还是民间的艺术家,犹如过江之鲫鱼,一个个冒了出来,成为书画市场的弄潮儿。市场上,不仅流通这些人的旧作新绘,就连历代的书画,也不断在市场上露脸,名家的佳抅 ,自然成为交易的抢手货。
      在那些“下海”的书画家中,有当朝显贵,也有破落弟子,更有因科场无门而遗落民间(不是农村)的士人,由此,也造就了不少时代的名家。说到艺术家下海,有一个前提也须引起重视的,那就是观念的变化,风气的转移。以往传统儒学士人,口不言利,一些文人画家,也崇尚安贫乐道。但此时,江南一地资本主义的萌芽不只在经济领域,而且已冲击着其他各个方面。所谓士商结合,就是这种关系的变化。书画由非功利艺术品的高逸化渐转向功利性的商品化,已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唐伯虎的两句诗,可算是一种典型:“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挣钱光明正大,而且要比“造业”(剥削)高尚些。因此,无论是处于何种地位,何种身份的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通过市场,换取金钱,已不再是什么掉身价或者是丢人现眼之事,正相反,倒是体现了一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而且作品的价位,甚至是身份高低、贵贱的象征了。
     请看官至太常卿的夏昶,其竹其字,时称第一,“番胡海国,重金购求”,连外国人都来争购,名头可谓大矣,怪不得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市价高得惊人,一般市民恐怕是消受不起的。还有一位翰林,名叫高柄的,书画并不怎么样,只是靠仿效宋代米芾流派,但求画者也络绎不绝。于是就有人说他“在翰林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致金帛修 饣乞,岁常优于禄入”。卖书画的钱,甚至高出官俸,何不乐为。有人说,这些官宦画家,即使不当官,也完全可以用卖画之所得,过着很优裕的生活。其实未必,因为还不能排除他的画名是由于官阶高而受到追捧的因素,这种现象,古来有之,至今不绝。
     总之,无论是官宦还是士人,或更低一层的民间画家,由于他们进入市场,给明代带来了丰富的、多层面的,或雅或俗、或精或粗、或正统与野逸的书画商品源,以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对象。这种供需活跃的书画艺术市场在苏州、在南京、在上海、在杭州、乃至附属的一些县城,都以不同的形式,蔓延着,发展着。书画市场,就像一匹红鬃烈马,开始在茂盛的草原上自由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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