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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绢本米芾《离骚经》尚有疑似病症 文/黄河子  

2012-03-12 20:03:28|  分类: 院长谭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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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某拍卖公司从海外征得绢本米芾《离骚经》10米长卷,被相关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实物也分别在北京、上海展出。有关方面还请名家出门,对其进行评鉴,可谓是一路高歌,都说这是一件难得的米芾真迹。特别是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先生的《纸绢两本米芾〈离骚经〉之比较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同时,杨仁恺先生在目鉴后,也给出了肯定的结论,从而,原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卷纸本绢本米芾《离骚经》,反而成了“问题”版本。那么,这样的结论,是否是因为“二杨”都是文博界名人,就可以定调了吗,我们认为为时尚早。何况,杨新所论,也并非无懈可击。就在杨文发表不到一个月,沈白先生反应迅速撰文《不可忽视的艺术水准》,同样亦在《中国文物报》鉴定版发表。该文指出杨文在比较时,对米芾“波澜无定势”的艺术特色,仅作一般规律的解析,这种缺失,影响了对纸绢本艺术水准的评估。(参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3日第七版),我们是赞赏沈文的不同声音,也认为绢本是远逊于纸本的,即纸本优于绢本,绢本病症尚存。
         杨文虽然也谈书法的用笔、结体、行笔、神韵、节奏等书法要素与审美等问题,但由于对米芾的书法的特殊性,既缺少感性的认识,更无有理性的分析,只是应用的一般的书法道理。而在总体上,又以“纸本仿绢本”的主观臆断为前提,一切分析便戴此“有色眼镜”,因此,许多意见尽管说得都很好,也在理,但结合米字米书就好象有些隔靴搔痒。但一读沈文,就不同了,把米书的品貌、特征、风格、辨析得丝丝入扣,令人佩服,总之,绢本文字书体,确实怯笔、拘谨甚多,形似神失,不类米颠。这是从总体上、艺术气息上看。把纸绢本分别放到米芾的整个创作的作品中去比较,分析、而不是两相比较就够了。
        关于谋篇,杨文提到却避开,则武断地认为纸本与绢本“无法相比”。事实上,由于纸本行距等安排(实际上是米书风格反映之一)优于绢本,所以杨文只能无可奈何地说:“纸本的临仿者,似乎有这个精神准备,故将行距拉开,以减弱在谋篇上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旦我们把这个立场调转过来,就会觉得纸本书者胸存成竹,本意如此。而绢本书者却却因无此底气,怯于这种空间处理,只能按自己习惯,均衡仿制,其中包括字距,也是循规蹈矩,缺少米芾姿态丰富而有机统一的风采。祝允明谓:“捕龙蛇,搏虎豹,乘风霆而上下太清”,此番景象,在绢本中荡涤无存,通篇只是匠气十足,怎么比得上纸本的气息贯通,横斜高下,自由挥洒,而此,才是米芾真面孔。看似疏朗,实则气散缺韵的,应是绢本。
         关于书写的绢质载体,一般对书迹鉴定也起重要的辅助作用。然而,杨文并未提及,是不是有意回避,还是抱着和对待纸本的一样的观点:“纸的生产年代,并不等于是纸的使用年代,”而不作深究了呢?没有必要了呢?我们不得而知。按道理,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不少已有定论的宋代绢本书画,杨先生是完全有条件利用此资源,做出实事求是的比对与分析,遗憾的是没有做,这种鉴定的缺失,这也是疑似病症之一。其实,米芾此公,是不大喜欢在绢上书写的。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写道:“米芾”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今所见米画,或用绢者,皆后人伪作,米父子不如此”。苏轼在诗中也写到米南宫挥写时“吃纸”情形:“元章作书日千纸”(《此韵未黻二王书跋尾二首》)。当然,不喜欢不等于一点也不写,偶尔为之,也是可能的。据说台湾故宫博物院也有他的一绢本《蜀素帖》,此帖行距也不类米氏常规,且有乌丝澜,其著录出现也是很晚的事,故后人也不当其回事。至于像《离骚经》这样宏宏大幅,如无对应的史实支撑,实在是很难排除疑点的。平心而论,杨文如果能证实绢的制造年代在宋,无论如何是有利于杨文之论,这种关键性的,对鉴定米芾真迹有特殊意义的要素却却放弃了,实令人费解。
         关于著录,历来是书画家鉴定的重要依据。此绢本“不见诸文字记载”,却又收藏印记,能辨识者仅见一方清人的:“是本曾藏宋葆淳家”。杨文认为此章是宋氏“专门为这卷《离骚经》而刻的”,似不妥。若宋氏确实是个“有名的收藏家和篆刻家”,此章出现在其他藏品,(书画、书籍)上也无尚不可。如果能出现宋氏其他藏品,或许利于释疑,但目前只能存疑,才是明智的。至于绢本已佚的签题、引首、题跋等,目前还不能排除人为可能,决不能以一个“保存不当”可以掩盖之,却却是相反,有意识割去鱼目难混珠的遗存,是鉴定古代书画经常会遇到的因素,对待此绢本,也不能不予以考虑。匆匆地排除,还拿不出充分的依据。
         最后,关于“海归”书画,以往许多媒体,包括有些收藏刊物,大都抱着一种兴高采烈的态度,只有极少数还是处于冷静观望。其实,海外所藏书画作品,问题很多,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郑振铎先生以他的丰富识见,警告我们说:“今世能识古画者鲜矣,无论以骨董为业者,惯于指鹿为马,即收藏家亦往往家有敝帚,珍之千金。尝见海外收藏我国画,大半皆泥沙杂下,玉石不分。而论述我国艺术史者,每采及不知所云之下品与赝作,据为妄诞曲解,可知我国艺术之真谛,其终难为世人所解乎,有心人不匿然忧之." 郑先生所述,虽然不是针对某一副具体书画和具体人,但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有启示的。
        杨文最后说,绢本米芾《离骚经》的出现“就像一件被沉埋地下千年的出土文物,乍一相见,难于识透。”如果仅仅是“难于识透”,问题还不会太大,只要留待些时间和努力于相关信息的发现。也就是说,考证它,还需要过程,还需要更多的,更可靠的文化链,历史链的认定和检验。如果由于错误导向而最终错误,那就把玩笑开大了。鉴定真伪,不同于艺术的鉴赏,艺术范畴之内是可以智仁互见的,真伪鉴定却要排除感情和个人因素,力求客观公正,使学术成为公器。
         总之,我们对杨文的“诊断”提出了一些疑问和漏诊项目,目的无非是想对那些断了文化链的艺术遗产,在缺少十二分把握之前所抱的态度,不要过早过于匆匆下结论。当然,不定论、难定论,也不等于就不能拍卖了,加个“传”字就可以了,市场法则:愿卖愿买,两厢情愿,就可以成交的,这是另一层面的事了,留待另文展开吧。(此文原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13日,署名黄河子即王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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