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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杨维桢撰书《真镜庵募缘疏》的年代及其他 (王菊如)  

2012-02-29 21:20:16|  分类: 院长谭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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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未明初杰出的文化名人杨维桢(廉夫),是位杰出的书法家,从他所传世的墨迹看,呈现-派勁健飞动,铁划银钩的气派,而有别于当时的流行的“二王” 路子, 风格 个性异常突出。上海博物馆藏《真镜庵募缘疏》(下简称《募缘疏》),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件书法瑰宝。这件作品诞生于上海,六百多年后又藏于上海,说来偶然,实非偶然,它是上海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标的物。具有特殊的历史的,艺术的,书法的,甚至是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书法艺术角度,还沒有提高到大文化地位,並将其视为-件原始的真实的历史文献身份,进行深入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要切实地从基礎工作开始。比如起碼先要弄清楚杨维桢书写《募缘疏》的一些相关问题,如书写地奌,书写年代,书写事由等。前几年看到有人撰文说,根据杨维桢曾为上海七宝藉某人留下过诗,于是推测《募缘疏》当撰书于此⑴,这实在是想当然耳,缺乏史证和考辨依据。笔者曾撰文《杨廉夫撰书<真镜庵募缘疏>与七宝无涉》⑵予以辩析 。这是明显把撰书地弄错了的例子。-个真正的学者(研究者), 是想方设法恢复历史真相,而不能陡增迷雾,更不能做那些为了今天的某种利益而伪造历史。

疏。是-种文体。 募缘疏, 一般是僧道拜忏时所焚化的祝告(愿) 文,含有一定的心愿与寄托,“募缘” 显然是与为募钱物相关。这篇《募缘疏》为什么会由杨维桢来写,-方面,很可能真镜庵主企图借重杨维桢当时的社会地位与知名度,特别是书法的造诣等因素,这几奌, 这里无须论证,因为杨维桢的官名,文(诗) 名, 书名,时人与历史均有定论。另一方面,杨维桢与真镜庵应该有一段关系,与真镜庵主或相关人有一段交往与友谊。想弄清杨维桢与《募缘疏》的诸方面关系,首先应該从《募缘疏》文本本身反映的内容出发,因为这是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然后结合《募缘疏》墨迹卷本在传承过程中积累的历史信息,如题跋, 著录等要素,再联系相关史料,包括地方史志,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力避“瞎子摸象”式的主观臆想。为此,先将《募缘疏》之全文迻录如下:

“真镜菴募缘疏   宓以真镜菴百年香火大啓教宗髙昌乡景竈人烟均沾福利率尔歴星霜之久竭来见兵燹之餘雖有天隱子手握空拳必仗富長者脚蹋实地青铜钱多多選中只消筆下標题黄金阙咄咄移来便见眼前突兀栖宿四方雲水修山家十地功勳近者悦遠者来咸囿灋王囗遮之大造書同文车同軌仰视天子-统之中興謹疏募缘  天隐子撰疏并書  鐵道人” 。⑶

全卷疏文手迹凡44行,计144字。疏文卷后有明清都穆,曹三才,钱大昕,李林松等多人题跋。

关于真镜庵处所,明·正德己已年(1509)都穆题跋中说得很确切,“庵在上海县东北三十里”⑷, 指出了大致方位。 清·乾隆丁酉年(1777)钱大昕跋语称“真镜庵猶旧高眀乡久传募缘天隐子撰疏”⑸ ,直接点出了“高明乡”范围。而《募缘疏》文内亦称“高昌乡” ,虽然钱大昕跋误作“高明乡”(系笔误),但仍可互为印证的。那么高昌乡是否为今高行镇呢,此判断並不完全符合历史。由于昔之高昌乡,沿称历史数百年,其范围远比今天的高行镇要大得多,流传至今的历史地图和今南市仍沿有“高昌廟” 地名便是明证。真镜庵又作珍敬庵,始建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系邑人吴居四舍宅建造,地在行西顾家宅(遗址今存原东沟毛纺厂厂址内)。都穆跋语谓《募缘疏》之来历时说,“陆太史子囦近出示予,云得之外祖吴翁家,盖真镜吳氏之香火院也”⑹。 可见吳氏香火院即真镜庵,当时规模颇大。据传占地约900平方米左右,有殿宇25间。《募缘疏》文称“百年香火” ,当是不虚(实立庵已140年左右)。该庵惠及四方,名气不小, 而且周边还有久负盛名“龙沙八景” ,真境庵便有八景之一的“真境黄花” ⑺,可见还是逰览胜地,实在是个以今天的目光可称作“宜居” 之地。当地民间传有“先有高镜庵, 后有高家行” 之谓 ,说明高行镇建镇时代远比高镜庵要晚。真镜庵后名真境庵,旧址二十世纪50年代初犹存, 不久毁废, 遗物仅存银杏一株. 其庵虽毁,但其名却因人(杨维桢) 因文(《募缘疏.》)而会久传。还要感谢当年接受《募缘疏》的主人吳氏,独具慧眼,不仅没有将其化为火中“胡蜨”(钱大昕跋语) ,而是祖袒辈辈郑重秘藏,后又将其作为传家宝,传至甥辈,以至流传有绪,为上海艺坛平添-段佳话。

关于《募緣疏》具体的书写时间,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杨維祯撰书时在其晚年,原则上这是无大错的,由于杨维桢晩年跨元未明初两朝,可否再更恰切一奌呢,到底是元还是明,则语焉不详了。杨维桢撰书《募缘疏》,与其晚年“寓居吳中往来僧庐道院”(《 都穆跋语 》)相关。杨维桢虽为元`泰定四年(1327) 进士,任过元朝天台尹, 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等职,元未,擢江西提举,此时南方元末农民战争己如火如荼,未任而退,隐居于富春江, 钱塘一带,后又迁踄吳中松江。张士诚据平江(今苏州),慕其名而多次召请,坚辞不赴。由于他在江南士子俊贤中颇有文名,常假以舟船之便,周逰于东南吳越山水间。都穆言其“往来僧庐道院” (都穆跋语),钱大昕言其“多与骚人衲子往还”( 钱大昕跋语), 都是反映其退隐生活和社会交际的情形⑻。僧庐道院既然是他常駐足留宿之所,“骚人衲子”其中不乏雅好诗书弄文之辈或“隐君”,真镜庵便成其中-处,这就不会奇怪的了。清·徐崧 张大钝纂辑的《百城烟水》一书卷七,嘉定卷·纪王廟条内,载有杨铁崖《僧祖教诗》;卷八(太仓卷),载其曾于沧江风月楼(太仓城北巷口) 处饮酒,于隐君郭翼“雪履斋” 处撰《琴操》;于天妃行宫,芝秀轩分别留诗章撰骚辞⑼。又,《江东志》(江东即今高桥-带, ) 录有杨维祯《野人居记》全文, 该记 是应会稽隐君医士吳辙,“请予一言以为誌” 所撰⑽。这些材料,均可反映杨维桢当时优游吳中与交友之足迹,游踪遍及江南今太仓,嘉定,宝山,闵行,浦东等地。而撰书《募缘疏》的直接原由,恐与元末兵荒马乱,造成真镜庵香火不旺相关。这一点在杨维桢书写《募缘疏》中,提到该庵“兵燹之余” 后的景像。于是产生托名“天隐子”募缘之想,並撰书《募缘疏》。有人撰文把“天隐子” 当作“真镜庵” 另外-种庵名⑾,恐无所据,遍阅杨维桢《募缘疏》全文,“天隐子” 出现两处,-在“虽有天隐子手握空拳” 句,从文意理解,显然是杨维桢以此自比,表示自己是无财无势的-介士子而己。二是在疏文之尾,“謹疏募缘  天隐子撰疏并书” 结句 ,这明显是寄名而署,均与庵名无关。关于” 天隐子” ,都穆跋语称“天隐子者,唐司马承祯字子微,而先生之书者之,大抵古人作疏募缘,率多借重如是”⑿ ,是说清楚了杨维桢与“天隐子” 以及撰书疏文这三者的关系。“天隐子” 系唐朝道隐名士司马承桢(647-735)之号,撰有养生八篇,年89岁卒后,唐玄宗赠封为“贞-”先生。杨维桢之所以用“ 天隐子” 之名,乃历来作疏募缘“借重” 古名人之“惯例” 。

由于《募缘疏》沒有具年款,这给确定杨维桢书写的具体年代带来-些困难。上海博物舘刘一闻先生定为“1360年之后和1368年之前为客观” ,理由是“杨维桢于至正二十年(1360 )过游沪上,得交此道友人的史实看,这个时间应确定在他的晚年为妥当”⒀ 。这个判断前后要长达8年时间。虽“客观” ,也“妥当” ,但尚嫌宽泛,并没把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往前推進。其实杨维桢撰书时虽然没有留下年款,但却在《募缘疏》里隐藏着不少时间信号,只要引起足够注意,解读释疑,还是有门径可入的。

首先是《募缘疏》的来由,前文己作分析,是真镜庵因“兵燹之后” 影响了原“百年香火” 的延续。这里的“兵燹” ,当指元末农民武装与元朝兵马抗争,绐社会各方带来的灾祸。“兵燹之后” ,应该说是战难刚过,百废待兴之时。如果这个判断是实,杨维桢撰书疏文在元顺帝至正年间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从至正二十年(1360)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之间,这个时间段,大致基本可以排徐。那么“之后” 又在 的那个年代较为恰切呢?杨维桢在《募缘疏》文后的内容又作了提示:“大造书同文,车同轨,仰视天子-统之中兴” ,这里的“天子” 指谁,元顺帝是不可能了,是原来在平江(苏州) 称王的张士诚嗎,其实也是可以排除的。因为杨维桢退隐时从末看好他,这也是张士诚屡邀而杨维桢不就的根本原因。所以,只能最后落实于公元1368年称帝的明太祖朱元璋无疑。

如果洪武元年是杨维桢书《募缘疏》的年代上限,那么其下限,应该是杨维桢未去世之前,即洪武三年(1370)之前。这段时限虽然还嫌宽泛,但己按近事实。由于朱元璋的新政权十分重视像杨维桢这样既有社会名声,又有真才实学的元朝“遗老”,曾慕名赐其“安車” ,请杨维桢“出山” ,为新政权服务。杨维桢对朱明政权还是抱着欢迎态度的,于洪武二年(1369)八月应召至南京,虽曾作《老妇谣》,隐言自己已垂垂老矣,不可久为官了,这也符合实情的。杨维桢多年沉湎于声色,不良的生活方式己损害了他的健康。不过,他毕竟还在南京“留百有十日” ⒁,基本上完成了朱元璋交托的为新政纂修的礼仪书《存心录》,拟纲要,凡例等基础工作,-应搞齐,然后辞官还乡,翌年便去世了。据此,杨维桢在晋京之后到病故之前,因《存心录》编纂和辟退后身体等原因,出外悠游,已受制约,赴高昌乡真镜庵撰书《募缘疏》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

综上听所述,笔者的倾向,杨维桢撰《真镜庵募缘疏》并书之年代,应于洪武元年(l368)至洪武二年(1369)八月晋京之前,较符合历史事实。这个时间段与《募缘疏》透露的信息相吻合,与杨维桢晚年最后的游踪也并无矛盾。

 

注释

⑴《历代名家与七宝》 载《书法报》2007年4月4日。

⑵王菊如《杨廉夫撰书<真镜庵募缘疏>与七宝无涉》 载《书法报》2007年9月22日。

⑶⑷⑸⑹⑻⑿《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6月。

⑺《上海特别市高行区概况》19页,载《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4卷,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1月。

⑼徐崧  张大纯《百城烟水》  江苏古藉出版社 1999年8月。426页,440页,442页,445页,446页。

⑽《江东志》191页,载《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4卷,上海地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1月。

⑾⒀ 刘-闻《元人杨维桢》 载《解放日报》2008年10月19日。

⒁《明通鉴》卷二   中华书局  195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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